摘 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对世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在关系的规律性把握,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使命与要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逻辑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高教自身看待质量转向从科技人才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认识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加快人才培养改革,服务和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改革路径是实现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的上移,提高研究生培养规模与质量;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构建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研究型大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考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对世界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在关系的规律性把握,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使命与要求。
一、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和最佳结合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使命与要求
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一体化发展是对世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在关系的规律性把握。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高等教育中心,即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这些国家先后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创新中心和人才中心,与其当时也是世界学术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密不可分。从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看,这些国家是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然后才逐步成为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国际上认同、识别、判断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和科技中心、人才中心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重大科学创新成果占世界同期发明总数的比例超过25%;另一个是集聚了世界一流的学者、教授和优秀学生,集聚程度最高的国家就是世界人才中心。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是同步同构的。从相互关系和顺序看,一个国家是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然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一个国家是先失去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和优秀师资,然后就会逐步失去世界科学、人才中心地位。我国要成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首先必须成为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中国要有所作为,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打造世界一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统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正是顺应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理性选择,而其中的最重要结合点就是高等教育发展,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所以,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
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一体化发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近两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对于科技突破的渴望和追逐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从2022年的元宇宙到2023年的人工智能ChatGPT、常温超导,部分还处于概念发酵阶段,离现实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但金融巨头、科技大咖仍趋之若鹜,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当前已经接近本轮计算机/互联网创新周期的尾声,处于亟须开启新创新周期的关键时刻。在信息革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衰竭的过程中,亟须出现替代性的创新科技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不靠侵略其他国家,不靠掠夺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来实现现代化,而是依靠开发人力资源。我国现代化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科技、教育发展。通过加强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结合自身制度和技术优势,通过加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吹响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明确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使命。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放眼全球,任何一个教育强国都是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既是人才的摇篮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教育培养成效的最终体现,因此高等教育是教育第一基础、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最佳结合点,在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统筹教育、科技与人才,必须抓住高等教育龙头地位,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中,最为根本的是人才培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要求高等教育建立自主人才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适应的自主人才培养体系,这既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使命。科技强国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高等教育要实现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改变依赖发达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做法,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加快研究型大学发展,切实推进世界的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人才强国要求高等教育一方面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在继续扩大规模的同时,协调好不同层次、类型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抓紧以研究生教育为突破口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注重高等教育的区域集聚发展,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切实有力的人才与智力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从资源要素看,表现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从发展动力看,表现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要高质量协同推进;从空间布局看,表现为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推进区域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统筹下,深度融合化发展是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和多种类型知识整合、重构、再创新为特征的深度合作过程,要求深入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逻辑要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高教自身看待质量转向从科技人才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认识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加快人才培养改革,服务和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内涵式发展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使命与职责发生着重要变化。内涵式发展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大扩招时期提出的,主要关注的是高等学校自身各项指标是否达到办学基本条件与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在我国人均收入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偏上阶段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提出的,高等教育要致力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服务能力与贡献水平,提高自身发展质量的同时更加关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贡献质量。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应从高等教育体系自身成长转变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高等教育强国的“强”既是指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强盛,更是指以高等教育之强支撑国家之强,以高等教育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9.6%。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430万人,高等学校共计3012所。从1980年至2020年,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从5000万人增加到2.4亿人,40年间增加了3.8倍。尤其是2000年到2020年,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从1亿人增加到2.4亿人,增加了1.4亿人,远超1980—2000年的增速。从1980年至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从114.4万人增加到4183万人,40年间增加了近36倍,是世界平均速度的9.5倍。从占比上来看,1980年中国高等教育仅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2.3%,2020年占比已经提升至17.4%,4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占比提高了6.6倍。[1]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与人才支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高质量增长模式。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但是短板仍然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还有待提高。据北京大学岳昌君团队的研究,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的比例先从2003年的最低值28.3%上升为2011年的最高值48.1%,而后基本稳定在40%左右。[2]
从人才需求看,我们是全球具备完整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新支线飞机、高速轨道交通等领域的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大部分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面临工程师数量不足、技术能力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工信部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新材料产业中还有不少关键材料处于空白状态,高端专用芯片等领域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这迫切需要高等教育主动承担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大力提升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创新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从现实需求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强烈。猎聘对外发布的《2022上半年中高端人才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22上半年,企业职位对硕士和博士的需求增长了85.31%、85.10%;对本科的需求增长了35.85%;而对大专的增长仅为5.89%。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新兴领域的崛起,在人才抢夺战中,高学历人才优势突出,学习能力更强,备受青睐,高学历人才争夺更激烈。[3]2023年12月16日,第十四届中国河北高层次人才引进交流大会上,用人单位对硕博士人才的需求量占总人才需求量的47%,对硕博士人才的需求上升较为明显。[4]从区域发展看,城市群和一线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5大城市群2021年的GDP总量占全国的50%以上,专利授权数占60%以上,技术市场成交额占70%以上,是我国未来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主要载体。从城市看,北京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坐拥大批央企总部、大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上海的大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总部经济国际化水平最高。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的三个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根据浙江省统计局2022年发布的数据,杭州以占全省18.76%的就业人口数,却拥有占全省34.22%的大学本科学历、56.98%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和65.42%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急需高等教育的战略支撑。从人才的国际竞争看,各国竞相采用优厚待遇在全球招聘高精尖学科领军人才。同时,新兴国家也以极大的力度加入人才争夺战,全球范围的人才争夺大战进入白热化。据统计,2000—2015年间美国毕业的超过17万名STEM博士生中,近77%留在美国。2022年,美国还推出了相关政策,为STEM等理工科专业外国博士毕业生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绿卡和H-1B签证计划。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英国政府实施全球高潜力人才签证,日本实施“亚洲人才资金构想”,欧盟建立蓝卡制度,以此保持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领域的全球优势。[6]从目前看,最重要的是建立与经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的上移,提高研究生培养规模与质量;二是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提高自主人才培养能力;三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改革路径
1.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重心逐步上移,提升研究生培养能力
从世界科技中心、人才中心与高等教育中心的周期性转移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都占领了人才培养的制高点,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引领和人才集聚效应。早在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就开始培养研究生,首创研讨式教学与论文答辩制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培养制度,大规模培养研究生。19世纪下半叶,以科学探索及服务社会为目标取向的研究生教育在美国确立,美国通过研究生教育汇集了科学教育界的世界顶尖人才,确立了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创新就是建立研究生院制度,并且大力发展研究型大学,着力大规模培养研究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支持。强劲的大学研究实力、庞大的政府研究经费,以及众多大企业的研究实验室等条件,把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打造成强有力的科学研究环境,吸引了世界最为优秀的学术人才。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一直以开放的移民体系和包容的多元文化吸引世界优秀人才。
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会发展急剧变化,表现为专科层次培养规模占比下降,研究生教育占比快速提升。依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国别收入分类标准,各国或地区被分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高于1253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046—12 53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36—4045美元)和低收入国家(不到1036美元)。[7]我们统计了世界上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结果显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具体来看, 2015—2018年,高收入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值为76.11%,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21.81%、58.24%、17.27%与2.68%。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地区)平均本科占比不到60%,专科占比在20%左右,研究生教育占比在20%左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值为50.11%,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28.32%、63.04%、7.55%和1.0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本科占比超过60%,专科占比低于30%,研究生总占比低于10%。[8]2015—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研究生占比保持在8.7%左右,而同期发达国家(地区)平均水平均在20%以上。OECD国家为24.4%,欧盟更是高达32.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2020—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这一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我国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高水平创新型科研人才的需求将大幅扩张,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也应优化调整,实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有序上移,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占比,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尤其是在一些资源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的基础性学科上,加快博士研究生人才的自主培养。
2.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大幅加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重中之重”说明了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体现了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要求。
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看,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的变化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量变就必然引发质变。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国际比较数据看,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不断提高,规模会大规模扩张,相应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会发生急剧变化。一般来说,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低收入阶段和中等偏下收入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在15%以下。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阶段,突出特征是本科教育占主导,专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都偏低。我们统计了2015年到2018年的数据,发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和低收入国家(地区)本科平均占比均超过80%,专科与研究生平均占比均低于10%。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2015—2018年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5.93%、82.54%、10.88%和0.66%。[9]低收入国家(地区)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8.31%、82.32%、8.57%与0.81%。[10]
到了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突出变化就是高等教育急剧扩张,毛入学率大幅提高,这既是经济发展对更高质量劳动力需要的反映,也是社会大众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对接受九州网页版,九州(中国)官方高等教育需求的反映。在高等教育扩张初期,一般是包括高职在内的专科层次教育占比急剧提升,研究生教育也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到了高收入阶段,科技和创新驱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显增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不断上移,精英性会得到加强,即专科教育占比会快速下降,研究生教育占比急剧提升,本科教育占比也会有所提高,特别是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精英高等教育得以迅速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变化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相一致,即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本科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以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为重点,新设置了大批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院校。在我国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优化,即加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扩张,主要是“双一流”高校,特别是“985工程”高校要扩大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地方为主,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压缩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和部分应用型本科的招生规模,扩招重点由“双一流”大学为主的重点大学和新型研究型大学来承担。
从中美高等教育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人才培养和美国的不同,我国亟须加快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步伐,扩大培养规模。以2020年数据为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全国高等学校的比例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 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为 53.92%;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为 7.02%,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 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从高校毕业生数据更能看出不同类型高校培养规模的差距,美国三类高校 2020 年的学位授予数据,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 943 267,占比(学士、副学士总量)为30.15%,一般本科院校的学位授予数为 1 167 309,占比为 37.32%;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为 1 017 536,占比为 32.53%,三者毕业生数据大致平衡。2020 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高校毕业生的 7.35%;“985工程”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有约 18 万人,仅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 2.27%;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占比为52.8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占比为39.84%。[11]
2022年,《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首轮“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各项工作有力推进,改革发展成效明显,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的历史起点,但仍然存在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1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亟须扩大以“985工程”高校为代表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和支持扩大人才培养规模,逐步选拔个别办学质量高、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校进入建设名单;调动地方积极性,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的上海科技大学、杭州的西湖大学等。
3. 加快高等教育集聚发展,建构与世界级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需要集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世界级高层次创新人才,汇聚前沿性、原创性、颠覆性的世界级重大创新成果,引领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创造人才与创新的良性互动。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顶尖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另一方面要推动研究生教育区域集聚发展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建设世界级高等教育中心。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有着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需求,北京、上海等头部城市的GDP位于我国前列,“专精特新”企业也呈集群态势分布,它们发展需要的人才九州网页版,九州(中国)官方是高科技、高技术、高层次的创新型、创造型人才,这为世界级高等教育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巨大需求与有力保障。要充分激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区域发展需求,统筹“双一流”建设高校、领军企业、重点院所等资源,创新招生、培养、管理、评价模式,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专业,建成一批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13],实施“有组织攻关重大项目培育计划”[14]。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地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要素高效流转,在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大力打造国家级战略平台,最终实现建设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目的。[15]
以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布局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充分释放内外部集聚效应。通过集聚高等教育资源来促进创新研发水平和中心辐射能力的提升,打造省域各自的高等教育中心和创新高地。在集聚的基本盘上,进一步释放外部集聚效应,在全省域范围创造更大的创新增量,仍需要继续强化研究生教育尤其博士教育的集聚效应。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经济发达,对各级各类人才需求量大,应加强本科生、硕士教育的集聚力度,适当优先布局博士教育,积极培育高等教育中心以带动人才中心形成,支撑创新高地建设,在发展“增长极”地区集聚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当地发展博士生教育。针对不同省域的发展现状,需要差异化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资源。对于资源较为富集的东部而言,以江苏省为例,省域中心城市集聚的高等教育资源已经达到一定体量,其办学质量和研究能力足以支撑中心城市乃至省域总体的创新增长,但还需要省域内其他城市的承接与协同来进一步释放外部集聚效应;建议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的联系,可以通过增设研究院和异地校区或新建地方院校等形式,来改善固有的单中心分布,同时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中小城市承接、转化和吸收创新的能力。加强省域高等教育与人才一体推进,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吸附人才、集聚人才上的作用,建设与人才中心同频共振的高等教育中心以支撑创新高地建设。中西部围绕成都、武汉等创新潜力大的支点城市,以跨省域城市群、知识圈等为载体推动共同的创新高地建设;多个中西部省份在跨省域的地理连片上合力完善创新系统,共同探索“主中心-次中心-协同中心-多中心”有序分布的集聚发展格局。
通过高等教育集聚发展提高高质量人才供给能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于历史及体制原因,我国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既限制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也限制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还带来了人才的无序流动。如广东省虽然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但高等教育并不发达,每百万人口普通本科高校数、普通本专科高校数,以及每万人口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广东省每百万人口普通本科高校有0.53所、普通本专科高校1.22所,分别低于全国0.9所、1.94所的平均水平,排名全国第31位;每万人口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08.33人,低于全国224.26人的平均水平,排名全国第27位。本科高校占比为42%,低于全国47%的平均水平。广东省普通医学本科高校在校生占6.6%,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更好发挥高等院校培养人才、吸附人才及集聚人才的作用,充分尊重创新人才、研发型企业的流动意愿,畅通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在构建有序的人才流动秩序的基础上,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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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国,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第5期高校高层次人才研修班学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研究。)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微信公众号,2024年2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p-3wGqNNFgeuFQG4ATDlAA),原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总第313期)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