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 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李端棻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擢拔士类，忠于职守，公正廉洁，为国育才选能，对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的贡献也足以彪炳千秋,值得我们后人怀念和学习。
1.人物生平事迹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同治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主张变法以救中国。
李端棻幼年时父亲早逝，家道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勤劳俭朴，志节高尚，其淳朴踏实的人生态度及崇高的气节对李端棻日后在学习上的严谨务实、为官上的正直、清廉都起到了不少潜移默化的作用。李端棻父亲早逝，其叔父与舅父对其各方面的培养都不容忽视，就连李端棻晚年也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其叔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升道员，晋山东按察使，授顺天府尹，一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所在有治声。如“任顺天府尹时，屏绝夤缘清托，行之期年，吏治一变”其舅何中宪，字湘雪，安顺人，饱读诗书。李端棻在其教诲下日夕苦读，志向高远。
李端棻虽然是科举出身，但思想开明，能弃旧纳新。对有识之士，唯才是举，不拘泥于旧习。1889年，他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典试广东时，发现了梁启超的博学多才，不仅将他取为第八名举人，还将自己的堂妹李慧仙许配给他。李端棻慧眼擢拔梁启超，是戊戌变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由于康有为系梁启超的老师，因而也得到李端棻的提携，使康、梁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同。由是在这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发生了维新变法运动，李端棻也逐渐从清流派走向维新派。李端棻深知变法之要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于教育，只有培养出一大批有实学的新型人才，使 “贤俊盈庭”，变法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强盛。他始终把变法 、人才 、教育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除尽自己所能延揽人才外,还从教育改革的大局来培养人才以济世用，可谓高瞻远瞩。这一改革方案，实事求是，吸收西方文化教育之长，用以改造行将就木的清末封建教育体制。
2.大臣言新政第一人
李端棻被认为是“大臣言新政第一人”。从近代中国历史大背景和维新运动大局看，这种从统治集团内部高层出现的变革家，不仅是戊戌变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最可宝贵的内部动力与政治资源。
提起戊戌变法，无人不知康有为、梁启超，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维新派都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先进分子；光绪皇帝是变法的最有力主持者，他是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然而，以他为代表的帝党势单力薄；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后党，则是一帮满洲贵族和掌握中央及地方军政大权的高官，势力很大，举凡内政、外交、人事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大都受后党所掣肘和左右。在这形势下，体制内十分需要有眼光有胆识有威望的大臣挺身而出，辅佐光绪皇帝推进变法大计，李端棻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晚清官员中支持维新运动的当然不止李端棻一人。比李端棻名气大得多的帝师翁同龢也是体制内人。但在涉及激进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翁同龢就未能超越其阶级局限性。即令如此，翁同龢也为慈禧所不容。翁同龢被罢黜，光绪帝如断其臂，身边缺少辅佐新政的元老级重臣。于是，老臣中唯一极言新政者李端棻便被光绪看中。戊戌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30日），破格将李端棻擢升为礼部尚书。礼部位居六部之首。
在任云南学政、主持山西乡试、分校顺天大试、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主持广东乡试、主持四川乡试、任会试副总裁等主考官时，均能擢拔士类，忠于职守，公正廉洁，为国育才选能。在任云南学政时，李端菜不避艰险，亲临各属，悉心考选，襄助云南巡抚岑毓英等筹划地方要政，得到云南军政大员的敬重和赏识。当时云南布政使空缺，岑毓英曾推荐李端棻接任，但他却坚辞不受。在云南为学政期间，李端棻对滇黔两省民生凋敝、地瘠民贫的社会状况深为了解，他有感于“士多寒酸”。生员无钱进京应试以致人才埋没的生境，于是向云贵总督刘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提议联合奏请朝廷让云贵两省生员能够“火牌驰驿 ”进京参与会试 ，以此特殊政策为贫寒生员解决食宿费用，从而提供出谷迁乔的经济保障。
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不算多。他上的折主要有两个：一是《请开学校折》一个是《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前一个折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的，时在戊戌前两年。那时李端棻是二品大臣，职位是刑部左侍郎。推广学校改革教育，本来不属于他刑部分内的事。第二个折是百日维新中期上奏的，是专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请开学校折》
“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李端棻《请开学校折》中所奏请的各项内容经总理衙门议准实施后，其所奏请有关设府、州、县各项，便是后来各地方普遍设立小学堂的依据；所奏请有关设省学各项，则成了后来建立中学堂的办法；所奏请于 1898 年 5 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当今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也是戊戌变法运动所保留的重要成果之一。；所奏请设藏书楼，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的诞生；所奏请选派游历各项，促成了清末“新政”出洋留学的高潮，使学西学之风盛行。
李端棻在《请开学校折》中所发议论切中时弊，指出了封建教育的弊端，振聋发聩；所提出的方案切合时宜，简便易行。李端棻所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教育改革举措，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拉开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序幕，他不愧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4.《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
李端棻另一奏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内容为：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请改定六部则例；请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堂。其中除第四项外，都是政治性的改革。梁文云：“李端棻力主是议，梁启超与之极言，乃上言。”看出此折是李端棻与梁启超商议形成的。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军机几位新人，是他的重大政治行动，也是他在戊戌变法中精彩的一着。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流放新疆，中途因病遇赦回贵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积极在家乡办教育，曾任贵山书院山长，并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贵州省公立师范学堂和贵州第一所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他还亲自到一些学校上课，并在自己家中讲学，继续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他不惧党祸，将西方先进思想引进贵州，为贵州培养了一代新人，使贵州知识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发了人们办学的积极性，鼓舞了人们改革教育的勇气，成为清末贵州教育发展的动力。
5.棱棱傲骨斗新妆
李端棻在变法失败后的气节与坚持改革方向，尤其是体制内支持变法人物所罕有。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志士除了在政变后被杀以外，有的流亡国外，有的退隐消沉。当了京尹大官的贵州人陈夔龙在他的《梦蕉亭杂记》一书中曾经描写了一个也曾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臣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见到陈夔龙时的窘态：“满面流泪，并云：我非康梁一党，不知何故得以重谴。”李端棻同样发往新疆，事前还暗地为梁启超资助经费，让他流亡日本。“迨逃至日本，（梁）任公带有李端棻所赠赤金二百两，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在甘州因病留寓时写的诗有句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遥悼菜市口蒙难的烈士。他还写《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悉翻贾祸机。弥雉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为京都学生在变法失败后因继续议论时政而遭迫害表示愤慨，对朝廷“摧残国脉”表示抗议。此时的李端棻，俨然是一名激进革命志士矣。
李端棻晚年咏菊诗有句云：“傲骨棱棱谁得见，骨随时世斗新妆。”这是他的自况。他棱棱傲骨诚可贵，而他能够跟随时代潮流“斗新妆”尤可珍！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907年1月15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75岁。当时梁启超还流亡日本。李家驰书日本，请这个不同政见的朝廷要“犯”公然为李端棻作墓志铭，这也表示了清王朝气数已尽，人心背离。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到：“盖其为民请命之心，历数十载如一日也。距梦奠前数日，犹寓书启超曰：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将犹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他对中国以及贵州教育的贡献是：最早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的方案，并在戊戌变法中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晚年回乡后，仍不改初衷，身体力行地投入贵州的教育改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传播卢梭、培根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全省各地学堂的纷纷开办，既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不可阻挡之势，也记载了李端棻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不朽功绩。使贵州这个祖国西南腹地边远地区的近代教育的发展能跟上全国的步伐。直到临终前数年，他虽年逾古稀，步履艰难，仍常常由人搀扶着去巡视贵阳各学校。他逝世时，还留下遗嘱将平时积蓄的 1000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学堂作为办学经费。
李端棻墓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水塘村大关口松山半阜上，1987年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当代贵州》2012年第十期（刘学洙）、中央民族大学（黄江华 蒋顺平）、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 贵阳市分校（何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