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 |

在走过了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传承以及近代以来的衰退与抗争之后，中国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并揭开了复兴的大幕，其崛起势不可挡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格局，如何认识和实现这一复兴成为一大问题。

一、中国谜题

近代以来在西方冲击下，中国一步步跌入低谷成为“野蛮”“落后”“愚昧”的国度，中国人失去了自信、自尊而在黑暗中逡巡。在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后，中国人赢得了独立、解放和自由；在经历了乌托邦试验的挫折后，中国又以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人对当今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大国等。人们看到了稳定、繁荣的大国气象，也看到了资本的贪婪、环境的污染、道德的下滑。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又如何理解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本质内涵？这构成一道“中国谜题”。1921年，杜威在讨论“少年中国”与“老年中国”问题时提出，中国有绵延四千年的古老文明，近代以来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走上转型之路，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没有记录下任何可以模拟的东西——一个古老、巨大、独特、排外、自足的文明能够再一次诞生吗？”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有待解开。[1]

对于这一谜题存在不同的认识。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从霸权视角得出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形成新的霸权，这会打破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而威胁其核心利益。一些周边国家也感到“不安全”，与中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在国内，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中国模式”。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并增强了民族复兴的信心。不过，盲目的自信会导致自负，民族主义的发酵则可能走向狭隘。还有一种“危机论”，认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贫富、官民、城乡、民族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由此而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许纪霖提出“中国的崛起应是文明的崛起”。他区分了“富强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认为“富强的崛起”追求“民富国强”；“文明的崛起”则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成为“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则需要重振文明国家的风采。[2]

解开中国谜题、实现中国的复兴，需要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与人性的局限，跳出“经济凋敝—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信仰迷失”的循环，在保持已有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态势下化解深层矛盾，确立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无疑，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实现这一突破需要寻求思想上的定位并确立一种大战略。那么，这一定位的基点是什么？如何超越历史与现实进而确立一种新战略？

二、从“文明”视角认识中国复兴

走出了历史阴影之后，中国需要转换视角去认识自己与世界，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自我觉醒的表现。对自我及世界的认识是生活的起点，今天中国的这种认识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轴心时代中国文明横空出世并绵延了两千余年；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转型与革命之路；在经历了顽强抗争之后，中国步入了复兴的快车道。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意味着轴心时代之后中华文明的一次突变，这一华丽的转身将开启全新的时代。推进这一历史性转型需要思想上的突破，首先是从世界观上实现一种转换。

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形成了被动回应的思维范式，不自觉之间为其所主导。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不仅以学习西方为圭臬，而且不自觉地卷入到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由此形成了“超英赶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流叙事，在不自觉之间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竭力突出本土文化的价值并抗拒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但依然在抗拒与变迁、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对立模式下思考。随着经济的起飞，自卑也容易变为民族主义的自负，这仍然是在强化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思维方式。如今，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需要跳出这种思维范式，以平等主体身份重新认识世界、他者与自我，通过视角的转换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东方主义”等主张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同样，中国也要跳出“东方中心论”的狭隘。那么，如何转换视角去认识中国的复兴？

一个答案是从文明视角进行认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了研究文明史的三个不同层面：一是短时段的研究，叙述具体事件；二是中时段的研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系列事件进行研究；三是长时段的研究，超出以上“事件”的范围，考察按照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来衡量的现象。从最后一个层面看，“文明被看作不同于标志着它们发展的偶然的和变幻无常的事件：文明所揭示的是它们自身的长期性、恒久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结构——文明的近乎抽象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图形。”所以，“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3] 对于当代中国也需要跳出眼前的具体事件，从历史发展的长时间段去认识，这个历史的长波可以追溯到过去两个世纪并延伸至二十一世纪，当然还包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背景。另一个空间坐标则是世界文明史的演变尤其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明的兴起以及新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从这一时空坐标去定义中国的复兴，可以摆脱以往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认识。从历史与未来的长时间段看，中国的复兴进程存在一条主线，即几千年来被中国人珍视、遵循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从长远的历史视角看，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技术的因素等都具有暂时性，超越时代局限的是“文明”的成长，以“文明”定义中国的复兴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中国本身创造了数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这是中国复兴的基础。“文明”涵盖知识、技术、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文化价值观等多个层面，展现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中国的复兴包括文化的复兴，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的变革，“文明”便具有这样的概括性。同时，文明包含了一种褒义的价值判断，撇开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文明”体现了人类克服自身局限、挑战各种蒙昧与邪恶进而创造美好生活的方向。从此意义上说，人类发展历史便是在不断积累和创造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复兴便是传统文明的一种自然延续和新生。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对此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然而近代以来，这种文明的自信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击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军阀混战、灾荒不断，泱泱文明大国失去了风采、魅力甚至尊严而沦落为任人宰割、耻笑、辱没的对象，人们忘记了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迅速瓦解了传统的道德与信仰体系，在一些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成了不讲诚信、缺少信仰的“经济动物”。当国人将各种“不文明行为”带到世界各地时，当资本在神州大地肆虐时，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中国如何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提出和回答这一问题也是重新认识中国及其复兴的过程。自从十八世纪以来，“文明”（civilization）概念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而成为一个核心范畴，以西方为“文明”标准看待世界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在强势文明的冲击面前，非西方世界也接收了此种观念，这构成了现代历史的主导世界观。随着西方文明内在缺陷的暴漏，人们认识到“文明”概念的价值重荷，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念逐步兴起。二十世纪初，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高峰，现代性内在的矛盾也带来了各种弊病甚至灾难，这引发了思想家们的批判性反思。斯宾格勒从文明的成长、衰落、灭亡的历史演进中推论出“西方的没落”，汤因比从挑战与应战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历史上几十种文明的兴衰。罗素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心中充满了疑惑和痛苦”，于是开始了中国之行以“寻找新的希望”，后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4] 罗素说道：“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己的文化，必将有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5] 杜威在一篇书评中提出，罗素对中国的成就言过其实。然而，“与西方的接触，在中国引起了一种再度觉醒的躁动、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在我看来，终极的‘中国问题’关涉在当前的激变中什么将会胜出：西方严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还是由与西方的交往所激发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内部重塑。”[6]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彻底走出西方的“破坏性的影响”，重塑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并彰显自己的主体性。新崛起的中国不应是“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其觉醒、重塑、崛起将是一种文明的复兴。罗素提出，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的人生观，一旦有能力则可能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光荣，则实际上为仇敌所屈服。“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中国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7] 在中国正处于黑暗中时，罗素对中国文明的前景满怀期许，同时也富有远见地指明了中国复兴的方向。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还在为救亡图存艰难抗争，无法奢望为世界贡献一种新文明。如今，中国有条件以雍容大度的心态对待世界同时确立新文明的根基；中国的“新青年”也有条件在创造新文明中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从而赢得世人的尊敬。

可以说，从文明视角认识中国谜题、以文明再造定义中国复兴，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归纳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提出了“文明再造”的主题。1930年，曾在中国身居多年的美国学者纳撒尼尔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崩溃》一书，从文明冲突的视角剖析了中国的历史与未来。他开篇即提出，关于中国首要和基本的事实是：她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延续至今依然存活的最古老的文明；在西方压力下，她必须改变自己文明的形式与精神并重建社会。[8] 在此基础上，他提问道：中国能实现再生（rebirth）吗？中国的再生又将走向何方？中国将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工业化、建立与现代性需求统一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实现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从而融入二十世纪的西方吗？[9] 如今，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衰退、挣扎后走上了复苏、再生的新道路。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大度、悠然、空灵、澄澈展现出巨大魅力，也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高地。在走过了二十世纪之后，中国可以超越历史的种种局限，在新的平台上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定位，实现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展现中华文明、泱泱大国的万千气象。人的超越性体现于对现实的认识与克服，这正是文明的力量、文明的精神。中国文明的古老基因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与洗礼下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从中恰恰萌生了超越现实的强大力量，这既是中国文明再生的出路和方向，也是人们对新文明的理解和期待。

三、中国复兴的本质内涵：中华文明的复生

中国新文明的创造将走什么道路、展现怎样的文明？这既是世界各国关心的话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一个本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生（regeneration）。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构筑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等，以独立、平等、自主的文明主体身份思考和行动。从世界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可以立足中国“天下”世界观理解天人关系，以“天下”胸怀和视野超越各种“中心论”，包括古代中国的“中央帝国”的自负。从价值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需要探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肯认基本价值。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古老文明的复归，恢复中国文明的大度与自信，展现其通灵与明澈。这一复归是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复归，恢复神州大地的宁静与平和；是向人与人的和睦复归，恢复人与人的信任和友爱；是向人与自身的统一复归，恢复中国人的朝气与活力。新文明立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统之上，但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立足现实生活去开掘传统的积极因素，让有生命力的文明传统在当下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巴克爵士探讨了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及大发现（Discovery）的关系后认为，这三个概念是人为的划分，而历史进程的事实是它们构成相互渗透的整体，在几个世纪里反复互动汇成了近代欧洲文明兴起的洪流。其中一条线索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重新认识、发现和复归（recovery）。[10] 他说道：“人类心灵不能摒弃其遗产的伟大；伟大的时代总有伟大的回转与伟大的复归；宗教改革就像文艺复兴，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伟大的回转与复归。”[11] 在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觉醒、反思、改革之后，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现代西方文明涌现出来。中国的复兴也需要经历深刻的思想与政治革命，也会经历重新发现的过程，即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经历一个伟大的回转和复归，即中华文明的回转和复归。这是部分死亡基础上的浴火重生，是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创造性复归。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各种文明的复合，即融合、吸纳一切文明的合理因素。文明的复合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改造传统；体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复合，融汇东西方等各种文明的合理成份，在相互参照与对话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也体现为各种主体的复合，融汇市场、社会、政府等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种文明在这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汇聚、融通各种文明并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总之，文明的复合是在开放的时空坐标中审视一切文明并汇成新文明的历史洪流。现代西方文明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充分而彻底地吸收其合理部分是对本土文明有信心的表现。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文明，由再生而走向复兴。如落叶归根又催生出新的嫩芽，古老文明在磨难中自我革命、死而复生，新文明的出现是基于新的生活实践而进行创造的过程，表现为批判性的审查、建设性的交融、创造性的再生。一个历史经验是，不论是传统文明还是其他文明，简单的移植都缺少生命力而难以生存，唯有结合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并在生活实践中创造，才能生根发芽并结出新的文明成果。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借助于知识、技术、制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创设确立某种规则和秩序，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知识的有限，这一过程常常包含了错误，而人的智慧与德性的成长则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中国复兴意味着在文明的复生中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构筑新型文明秩序，这是一个系统创新的过程，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思想世界的深刻变革。按照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解，文明意味着克服丛林世界的残酷竞争，通过确立政治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文明的核心是确立共同体生存的制度体系，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构成文明发展的深层内容。中国的复兴不仅要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更要探索新型民主政治与社会治理体系，构筑新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的复生还意味着再造中国人。文明通过人的生活表现出来，内化为人的思想、外化于人的行为，人的生命活动便是文明最切实的体现。中国新文明将在亿万中国人的生命实践中创造出来，新文明的创造更是中国人自我革新的过程，这是文明复生的核心所在。对中国问题反思的一个维度是认识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包括“劣根性”，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饥民”“东亚病夫”“阿Q”等“丑陋的中国人”。经历了苦难与死亡的洗礼之后，中国人在革命中浴火重生，在发展中重塑了自我。人都是不完美、有缺陷的，中国人自然也有许多弱点、缺陷，因而需要在其他文明参照下改进自己；同时，还要恢复中国人的平和、达观、仁厚、精进等美好品格，再造“美丽中国人”。这既是实现中国文明复兴的条件，也是文明复生的标志。当然，这里依然需要经历一番新的自我革命，包括融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克服奴性、膜拜权力等弱点，进而开创一种新生活、新文明、新生命。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走出持续几个世纪的停滞、衰退以及治乱循环，在一种新的系统结构和文明秩序下开始新的生活。中华文明的复生内含对国民的一个承诺，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让人留恋的家园，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要求在克服一己之私、集团之私中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进而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基础并构筑大中华文明圈。中华文明的复生也内含对世界的一个承诺，即中国不仅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是解决矛盾、化解危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中国将以文明大国的心态和天下情怀处理国家关系，化解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之争，为解开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死结”做出贡献。总之，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的自信，走出近代以来形成的自卑与狭隘，走出西方主导的思维、话语和权力模式，在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局限和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明。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复兴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四、推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型

中国谜题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和作为空间，解开中国谜题、实现中华文明的复生需要推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型。

首先，解放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推动思想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依然深受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面对各种观念的论争，文明的复生要求从构筑新型文明的立场去拓展思想发展的空间，在直面现实问题、立足实践经验中拓展新的思想世界。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呈现怎样的思想景观、确立怎样的思想世界？“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铸就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同样，今天中国的复兴不仅需要而且必然出现思想的繁盛，这就要克服僵化思想的束缚，推动思想的不断解放。2011年，经济学家科斯在年近101岁时接受了一家中国媒体的邀请，因为“有重要的话想对你们说。”他分析了中国的市场改革之路，认为这是在试验中探索的结果，中国通过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找到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制度资源。但是，当今中国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九州网页版,九州（中国）官方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使中国通过与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以复活（revive）和改造其丰富的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12] 教育的普及、全球化带来的文明的交流等为创造力的迸发创造了条件。开放思想市场意味着放开对思想的种种钳制使其自由生长，这将引发整个社会创造力的释放。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开放经济市场激发了民众创业的热情实现的，那么，未来中国思想市场的开放将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引擎。

其次，超越阶层、民族、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重构社会团结的文明根基。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民族、地域之间的分化与冲突十分突出，维护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社会的发展为各种客观力量所支配，各种主体都有着明确的利益取向，制度则带有强大的约束性和惯性，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可能会将中国带向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方向。中国人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创造一种新文明、在新的秩序基础上开始新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文明的前途所在。可是，如何超越日益尖锐的利益冲突？从文明的复生视野去认识，一种可能出路是在构筑中国新文明的基础上达成各个阶层、区域、民族之间的和解，在避免零和博弈中实现多方共赢。人性的自私、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都是人的本能，业已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十分稳固，而市场和权力的法则又扎根于社会结构的深处，培育新文明则需要克服这些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的复生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整体、长远和共同利益出发，探索克服社会矛盾的系统机制，建构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制度架构。

再次，以中华文明的复兴推动世界文明秩序的重构。“文明冲突论”曾引发了全球的讨论包括联合国“文明的对话”。如今，中国人需要重拾文明古国的记忆和自信，但它不是如西方人理解的“统治世界”，而是以新文明的创造来影响并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这未必意味着凸显“中国性”，因为中国传统恰恰是包容、开放、以天下为己任的。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后殖民时代，中国需要肯定“天下”的世界观，适当弱化中国性、凸显全球性。民族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这也形成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新世纪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从“天下”视野构筑新型国际关系。世界对中国有着各种偏见甚至敌视，这里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容易给小国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弱化人口、军事、经济大国的概念而强化“文明国家”的概念，则可以化解世人的不安全感，进而增强世界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正是新文明的魅力所在。

复次，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局限，开创新型文明。基于对西方文明局限的认识，汤因比提出：现代西方文明激发了活力，同时也带来社会的分裂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要克服其缺陷、避免走向崩溃需要在西方以外寻找出路；中国则似乎在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他推断，如果中国能够把传统中国的稳定和现代西方的活力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这将是世界和中国都需要的礼物。[13] 美国学者娜奥米与艾瑞克从未来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等引发的可能后果，认为西方文明已步入了第二个黑暗时代（Dark Age）并将走向崩溃，这源于西方文明中两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实证主义使其不愿正视对未来的科学分析；市场原教旨主义则使其无法克服资本的驱动。他们还推断，2074年发生大崩溃和大移民时，中国凭借其强有力的政府组织而能更好地渡过难关。[14] 关于人类未来的担忧从未间断，但也让人像看灾难电影一样一笑了之。但是，一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机制、理念等，进而形成强大惯性驱使其前进，其自我僵化的本性使其难以应对环境的变化，结果可能会走向崩溃。现代西方文明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权国家、个人主义等之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性”并主导了近现代历史。然而这一文明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尖锐冲突。中国的复兴必须克服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而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上述战略转型是历史的大势，自觉认识并推动这种战略转型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上策。文明复生需要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型，即走出过去求独立解放、谋发展富强的阶段，而转向一种新文明的创造，从而实现战略定位、战略思想的突破。从思想层面说，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文明的觉醒，意味着重构中国人的文明自觉、文明自信、文明意识，确立起中国复兴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觉醒也是一种思想的再启蒙与文化的再复苏，在全面审视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确定新的思想坐标。这是历史的大势也是创造历史的机遇，中国人能否超越自己、超越现实而萌生出创造历史的伟力，便是解开中国谜题的答案所在。

结语

实现中国复兴的最大障碍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中国自己。从历史传承下来并在现实中不断强化的观念、利益与权力结构具有维护现实的惯性，它们构成中国复兴的强大阻力。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华文明的复生是一种客观趋势还是一厢情愿？以知识和行动建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独特禀赋，从未来超越现实、在超越现实中建构理想社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中国的复兴既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包括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又是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实，是由各种力量所驱动并由人参与建构的行动。未来扎根于现实和历史中并由人创造出来，从历史和现实可以认识未来中国的变迁。纳撒尼尔在探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展之后提出，中国可能采取西方和现代化的外表，以其独特的个性改变它们，以其固有的精神注入其中，进而发展出一个新社会、新文明、新文化，一个族群得以再生、更新并开始一种新生活，就像以往历史证明的那样展现出丰富的创造性。那么，中国能否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或融合中，在不迷失自己的条件下实现复生？这是历史留下的问题。“答案将由事实来给出——也许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两百年。不过，不论何时给出答案，整个世界的未来将会被它塑造。”[15] 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过“发展出一个新社会、新文明、新文化”还没有完成，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面对的问题。如今，神州大地正在涌动新文明的浪潮、培育新文明的基因，人们已经感受到新文明如胎儿在母腹中的躁动，也如东方的太阳即将冲破黑暗喷薄而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壮丽的日出象征着一次涅槃再生，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和期待。

 

注释：